那份会议记录本我一直记得，纸页早就泛黄了，边角也卷了起来，上面字迹潦草，还有几处被水渍晕开的地方，像是泪痕，1977年深冬，上海光学仪器厂那间会议室里烟雾浓得散不开，墙上的挂钟早就过了夜里十一点，没人起身，没人说话，桌上摊着图纸、写得密密麻麻的数据表，还有半凉的茶，这场全国光刻机技术座谈会的核心讨论，已经僵了半个多钟头。
有位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摘下眼镜，使劲揉眼睛，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，刚写下一行字，墨水都透到纸背去了——“追平美国，十年可期？”最后那个问号描得特别重，墨迹糊成了一团。
然后角落里有抽泣声，压着的，断断续续，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的一位技术骨干，他用手捂着脸，肩膀抖得厉害，他没敢放声，可那声音像块石头，砸进了每个人心里，接着，哽咽声这里那里响起来，这些中国光学和微电子领域最顶尖的脑子，这些和图纸、显微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硬汉，在这个冷得刺骨的夜里，一个个红了眼眶。
他们刚刚达成了一个谁都不愿承认的共识——照当时的投入和路子往下走，中国光刻机和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，恐怕会从“追得上”变成“再也追不上”，手里那份《1978-1985年全国光刻机发展规划（草案）》，之前还让上面点头、寄予厚望，可现在看起来，目标苍白得像张纸。
那一夜，上海滩的眼泪没浇灭谁心里的火，却像句谶言，说中了往后几十年的产业冷暖，谁想得到呢，没过几年，一场叫“造不如买”的风向转变，几乎把那一晚所有的不甘和攒下的技术火种，吹得七零八落。
1956年1月的北京，天还冷着，中南海怀仁堂里却热气腾腾，周总理主持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刚开完，一份会影响新中国科技命运的文件正在抓紧起草。
在审阅《1956-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》——也就是后来常说的“十二年科技规划”——草案的时候，毛主席用他惯有的生动语言，给这项技术定了性，在这份被称为“新中国科技发展总纲”的文件里，半导体技术和计算机、自动化、电子学一起，被列为四项紧急措施，地位空前。
这不是光说不练，同年11月，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教研室在北京大学成立，挑头的是刚满三十岁、从美国普渡大学回来的年轻科学家黄昆，差不多同时，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也成立了半导体研究室，资金、人才、政策，一股脑向这个新领域倾斜，那阵仗，不输给早些年搞“两弹一星”的时候。
很多年后，参与过早期研发的王守武院士回忆，他在美国读博士时，亲眼见过贝尔实验室肖克利团队发明晶体管带来的震动，“我们知道这东西能改变世界，更知道它对咱们这样的国家多要紧，国家这么重视，我们没有做不出来的道理。”
1957年，北京电子管厂拉出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，第二年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就搞出了中国第一个锗合金晶体管，这速度快得让一些外国观察家都纳闷。
1960年，苏联专家撤走，带走了几乎所有关键资料，困难反而激出了更猛的劲头，1962年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挂牌，1963年，中国突破了硅平面工艺，给集成电路制造铺了路，1965年，河北石家庄，一台由北京电机厂、上海光学仪器厂等十几家单位合力攻关的“65型接触式光刻机”诞生了。
这机器今天看简陋得很：曝光精度大概就10微米，用的是最原始的接触式曝光，掩膜版直接压在硅片上，良率低，还容易伤片子，可它的意义，不比第一颗原子弹炸响小，它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从头到尾掌握了光刻机的制造技术，从光学系统、精密机械到对准技术，那时候，美国GCA公司推出世界第一台商品化接触式光刻机，也才过去两年。
转眼到了1977年，动荡十年结束，科技界百废待兴，主管科技的副总理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，立刻召开全国科学大会，那句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就是这时候喊出来的，科技的春天，好像真的要来了。
光刻机，作为集成电路产业的“心脏设备”，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场汇聚全国精锐的“全国光刻机技术座谈会”，目的很明确：摸摸家底，定个计划，奋起直追。
好的是，中国并没完全停下来，上海光学仪器厂研制的“JKG-3型”半自动光刻机，已经能做到3微米左右的分辨率；中科院光电所在鼓捣“分布重复光刻机”——也就是后来步进式光刻机的雏形——的原理样机；在光学设计、精密机械加工这些单项技术上，也攒下了一批人才和经验。
“要是力量能集中起来，我们有希望在八十年代中期，造出接近国际七十年代末水平的光刻机。”
会议简报里，这句话背着沉甸甸的期望，那时候，美国Perkin-Elmer公司的投影式光刻机正引领风潮，日本尼康、佳能刚刚进场，全球的牌局还没定，中国还有时间。
首先是“失血”太厉害，十年里，研发体系乱了，很多项目下马，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离开岗位，有的下放，有的转行，人才培养断了层，最急需的年轻骨干没几个。
其次是工业底子薄，光刻机被称为“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”，牵扯到尖端光学、精密机械、自动控制、特种材料、软件算法好几十个门类，而中国相关的配套工业，像高纯度石英玻璃、超精密轴承、高性能控制电机这些，基础都很弱，有位参会代表说得形象：
“我们想造台高级照相机，结果发现连合格的镜头玻璃、高精度的齿轮、甚至好用的胶片都很难自己搞定。”
最深的担忧，来自会场外悄悄变动的风向，国门慢慢打开，西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开始进入中国考察团的视野，一些出国回来的官员和学者，被国外自动化生产线的高效率震住了，一种声音开始冒头：别人有现成的、更好的，我们干嘛还要花那么多时间、力气、钱自己去从头搞？把有限的外汇拿来买设备，快点出产品，不是更划算？
这种声音，在强调“经济建设为中心”、急着要见效益的年代，特别有吸引力，它像一股暗流，在1977年上海会议激昂的主调下面，悄悄淌着。
那一晚专家们的眼泪，既是为技术差距而流，更是为一种可能到来的、用眼前实惠换长远战略的产业命运而流，他们直觉感到，真正的对手恐怕不是技术，而是某种快要蔓延开的思想。
1980年，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花了数千万美元，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完整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，这是当时亚洲领先的水平，投产那天，崭新的设备、自动化的流程、比国内自产线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良品率，让所有来看的人惊叹，“引进一条线，救活一个厂”成了典型，到处宣传。
效益立竿见影，更多的电子厂、研究所把目光投向了海外，国家宝贵的外汇，开始大笔大笔流向购买国外淘汰或快淘汰的二手生产线、单台设备。
另一边，自主研发的战线年，国家科委光学及应用光学学科组在一份内部报告里着急地写：“光刻机等大型精密光学仪器研制项目，经费大幅削减，队伍面临解散。”曾经参与“65型”和“JKG”系列研发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光刻机车间，慢慢把重心转向利润更高的普通显微镜和测量仪器。
最伤筋动骨的一下在1984年，中国当时最接近国际水平的“分布式光刻机”攻关项目，原理样机都做出来了，正准备往工程化走，却因为“经费不够”和“国际上已经有更成熟产品可以引进”的理由，被无限期搁置，项目负责人，一位把一辈子都扑在上面的老专家，接到通知后，在实验室静静坐了一整天，最后自己拉下了电闸。
同样是七十年代上马的国家重点，同样在八十年代初有了突破（运-10试飞成功），同样在“造不如买、买不如租”的风气里，因为“没市场前景”和“不如直接买波音、空客”的说法，在1985年被迫下马，两条曾经托着民族工业希望的翅膀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折了。
当时的决策，看着挺“经济理性”：自己研发投入大、周期长、风险高；直接引进，能快速形成生产力，满足市场，收回资金，但这套想法漏了一个根本：核心技术买不来，产业能力租不来。
大规模引进的背后，是一整套技术依赖链的建立，机器坏了，等外国工程师来修；工艺要升级，买新的外国设备；连日常用的耗材，都得进口，大笔外汇不断流出去，自家的技术能力和人才队伍，却在“舒服”里一点点退化。
更值得琢磨的是，在一些重大引进项目里，确实活跃着一个特殊群体——买办，他们利用信息差和政策空子，热衷于推动巨额设备进口，从中拿高额佣金，甚至有意贬低国内已有的技术成果，为引进铺路，他们的利益，和国内自主研发力量的生存，直接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。
自主研发的旗子一倒，最先散的是人心，那些曾经在图纸和机床前熬过夜的优秀工程师，要么转行去当时热门的消费品领域，要么想办法出国，上海光机所有位资深研究员九十年代初出国访问时发现，美国硅谷几家顶尖半导体设备公司里，都有他以前学生的身影，“他们在这儿设计着最先进的机器，而咱们的生产线，还在用他们十年前参与设计、现在早被淘汰的老型号。”这位研究员在日记里写，字字发凉。
产业链断得更彻底，为光刻机配套的高精度光学加工厂，转去做眼镜片和相机镜头；特种材料研究室，因为没了主要客户，关门大吉，一条花了二十年艰难拉扯起来的、虽然嫩但还算完整的内生技术链，就这么生生断了。
当阿斯麦在八十年代末从飞利浦独立出来，并靠着荷兰政府和飞利浦持续的大笔投入，开始赌未来技术的时候，中国的光刻机产业，已经陷在“引进—落后—再引进—再落后”的圈里出不来了，差距，从开始的几年，拉大到让人绝望的“代际”。
随着“巴统”限制和后来的《瓦森纳协定》一层层收紧，中国能买到的半导体制造设备，永远比国际主流慢两代以上，最先进的光刻机，清清楚楚写在禁运清单上，以前“造不如买”的轻松路，成了“想买也买不到”的铁壁。
这时候，国内的产业生态早就变了样，曾经的“国家队”主力，有的改制，有的倒闭，有的成了国外设备的代理维修点，人才断层看得人心惊：到九十年代中期，全国还能系统讲明白光刻机原理和设计的中年专家，一只手数得过来；能动手调精密光路和机械的熟练老师傅，更是稀罕。
2000年前后，国家重新启动光刻机重大专项调研，一位参与调研的院士说得痛心，负数，指的就是人才、技术积累和产业生态的巨大亏空，曾经，我们和世界站在差不多的起跑线旁；现在，别人在冲刺，我们得先花大力气把跑鞋和跑道找回来。
国家投了大钱，设立了“02专项”这类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，但很快发现，好多关键技术环节，国内早就没有能接手的厂子或研究单位了，有个挺尴尬的例子：为了造光刻机需要的一种特种不锈钢，项目组不得不从零开始扶一家快倒闭的国营钢厂，而这材料技术，其实三十年前我们就已经摸到门了。
更深的影响，是创新文化的萎缩，长期的“拿来就用”，让不少企业和研究机构养成了“等（政策）、靠（国家）、要（国外技术）”的懒散思维，遇到技术难题，第一反应不是组织攻关，而是打听“国外有没有现成的能引进或模仿”，自主创新的胆子和本事，在漫长的“舒服区”里悄悄磨没了。
阿斯麦总裁彼得·温宁克那句“就算把图纸给你们，你们也造不出来”的傲慢话，之所以特别刺耳，就是因为它部分说出了一个让人难堪的事实：高端光刻机是现代工业体系综合能力的终极体现，它靠的不光是图纸，更是背后那一整套极度复杂、高度协同、磨了几十年的尖端供应链和工程文化，而这，正是我们中断自主研发二十年来，丢得最彻底的东西。
回头看这段从并肩到遥望的历程，根子绝不是简单的“不重视”或“缺钱”，在建国初期和七八十年代，国家在那么难的情况下，对半导体和光刻机不是不重视，投入也不是不大，真正的病根，出在战略定力的摇摆和顶层设计的误判。
第一，搞混了“技术进步”和“生产能力”，买设备，直接得到的是“生产能力”，能快速出产品，满足市场，但设备里藏的“技术进步”——研发能力、迭代能力、知识产权——还牢牢抓在别人手里，用市场换技术，最后往往只换来过时的生产能力，却把技术进步的主权让出去了。
第二，小看了技术发展的非线性和路径依赖，光刻机这样超级复杂的系统，它的进步是靠一代代工程师在试错、调试、改进里攒下的“默会知识”推着走的，这个过程跳不过去，中断自主研发，不光是停了技术进步，更是断了这种关键的知识积累和人才传承，再想捡起来，代价是当初的几十倍。
第三，体制优势没在关键地方拧成一股绳，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本是咱们的显著长处，但在特定年月，这长处被短期的经济思维干扰了，各地、各部门、各企业在“招商引资”和“短平快”效益的驱动下，没把资源有效聚到攻克核心技术的长远战略上，反而内部竞争、互相消耗。
1977年上海冬夜的那些眼泪，今天看，是先觉者的悲鸣，他们早就看清：放弃自主研发，就等于把国家产业升级和科技安全的命门，交到别人手里。
如今，在全球科技格局深刻变动、关键领域“卡脖子”越来越明显的当下，那段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教训，显得格外清晰，也格外沉重。
它告诉我们：核心技术，靠化缘要不来，靠花钱买不来，真正的自主创新，没有近路，得耐得住寂寞的长期主义，得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的战略定力，更得一代代人接棒跑、薪火相传。
那夜上海滩的泪，不该白流，它该化成今天攻克“卡脖子”技术时，那份不容动摇的清醒、咬牙向前的决心，和直面最艰难关口的勇气，因为历史一遍遍证明，只有把发展的基石牢牢夯在自主创新的土壤里，一个民族才能在风雨摇荡的世界中，真正握住自己的明天。